第098章 辛酉政变

紧接着，他们为了表明自己忠心辅弼、不敢揽权的心迹，索性完全交出兵权，将善补营的兵权也交由奕譞兼管，同时还奏请解除了一些兼职，比如载垣的銮仪卫、上虞备用处事务、肃顺的管理理藩院事务等，这些都是管理皇帝禁卫军、随从护卫等事务的要职。

        就像肃顺说的:“毕竟他们是帝后，有些事，我们不能抓得太紧，小皇帝日后亲政，到底要来翻这笔老账。”

        他们一呈上这些奏折，西太后立刻痛快地答应了，这正是她求之不得的事情。

        二十三日，大行皇帝梓宫由避暑山庄启驾。原先计划小皇帝与两宫皇太后，奉大行皇帝梓宫，从热河启程返京师。两宫太后和皇帝只陪了灵驾一天，就以皇帝年龄小、两太后为年轻妇道人家为借口，从小道赶回北京。同时她们令肃顺护送棺木，载垣、端华、景寿和穆荫则扈从小皇帝。

        二十九日，小皇帝奉两宫太后回到北京紫禁城。因为下雨，道路泥泞，灵驾进行迟缓。皇帝奉两宫皇太后间道疾行，比灵驾提前四天到京。

        两宫皇太后到京后，即在大内召见恭亲王奕訢等。

        三十日，发动政变。

        皇帝与两宫皇太后，下谕宣布载垣等罪状:

        “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划乖张所致。载垣等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惑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将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圆明园被焚掠、皇都百姓受惊、咸丰皇帝出巡的政治责任全扣到了载垣等八大臣头上，而且以擅改谕旨、力阻垂帘罪，将八大臣逐出军机。

        这份谕旨是两宫太后和醇亲王奕譞在热河行宫准备的。

        咸丰皇帝希望儿子能够在大臣的辅佐下坐稳江山，但他恐怕没有想到两宫皇太后会联手对付八大顾命大臣，一旦“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的人联合，八大臣就会陷入被人宰割的境地，八大臣所拟的圣旨如果没有钤盖两枚印章，圣旨就无法生效。

        自七月十七日咸丰驾崩，到九月二十九日回京，期间有74天的准备时间，于是，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先发制人，将政敌一网打尽。

        十月初一日，命恭亲王奕訢为议政王、军机大臣。随之，军机大臣文祥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

        初三日，大行皇帝梓宫至京。

        初五日，从大学士周祖培疏言“怡亲王载垣等拟定‘祺祥’年号，意义重复，请更正。”，诏改“祺祥”为“同治”。

        初六日，诏赐载垣、端华宗人府空室自尽，肃顺处斩，褫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职，穆荫发往军台效力。

        初九日，载淳在太和殿即皇帝位。

        二十六日，礼亲王世铎奏遵旨会议并上《垂帘章程》。懿旨:依议。

        十一月初一日，同治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垂帘听政之所设在大内养心殿东间，同治帝御座后设一黄屏，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并坐其后。恭亲王奕訢立于左，醇亲王奕譞立于右。引见大臣时，吏部堂官递绿头签，恭亲王奕訢接后，呈放在御案上。

        想来慈禧本来没有文化，但她注重学习。

        两宫太后命南书房、上书房师傅编纂《治平宝鉴》，作为给两宫太后的教科书，仿照经筵之例，派翁同稣等定期进讲。

        这次政变，因载淳登极曾拟定年号为祺祥，故称“祺祥政变”；这年为辛酉年，又称“辛酉政变”；因为发生在北京，又称“北京政变”。

        至此，朝廷迈入了太后执政的时代，大清至此走向没落。

        祺祥政变后，宫墙内两宫垂帘听政暂时平静了宫廷中激烈的政权斗争，但宫墙外太平天国直指王朝统治，两宫太后召见群臣，颁发诏书，不惜一切代价镇压太平天国农民军。

        清军已基本丧失军事能力，朝廷只有依靠汉军，在这种情况下，恭亲王进行了大胆的军事改革尝试，重用曾国藩，此后，朝廷的军事重权一直由汉人掌握。这是恭亲王最被人称道之处，虽与肃顺为敌，但对肃顺的政策、路线毫不存成见，善则留，恶则去，绝不似一般政争中人亡政息、全盘否定的习见形态。

        如肃顺权力支持曾国藩，当肃顺垮台后，颇有人为曾国藩危，亦为国事危，怕曾国藩以肃顺党的嫌疑而被夺其兵权，结果恭亲王反进一步支持曾国藩。

        同治皇帝嗣位的第十天，朝廷发旨:

        谕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浙江军务着杭州将军瑞昌帮办；并着曾国藩速饬太常寺卿左宗棠，赴浙江剿办匪贼；浙省提镇以下各官，均归左宗棠调遣。

        这道上谕，保证了曾国藩能畅行其志。一总督而节制四省，以及驻防将军为总督帮办军务，在满清都是前所未见之事，但这是个不得已的解决办法。

        曾国藩脑袋很大，典型的汉人头型，头发编成一根辫子拖在脑袋后面，中量身材，言语迟缓，走路步履厚重，一生节俭“吝啬”。给人的印象是:意志坚定，目标高远，威严庄重，自制能力强，此人绝非等闲。

        他三十岁时做过一件青缎马褂，每当遇到庆贺或者新年的时候拿出来穿一次。

        三十年后，这件衣服还和新的一样。

        在南京总督府任内，他要求夫人和儿媳们每晚要绩麻纺纱、缝衣做鞋、下厨做饭。他还经常检查。他的言行举止无不表现出他对儒家“礼”的严格恪守，人们对他的印象更多的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圣贤。

        湘军于1854年初在衡州编练建成时，计有陆军十三营6500人，水师十营5000人，另有夫役、工匠等，共17000余人。

        选拔将士，曾国藩有四个标准:一、知人善任；二、善于判断敌情；三、临阵的胆识、气魄；四、营务整齐。

        湘军的初战是在岳州、靖港，败于太平军，曾国藩几乎跳水自尽，在上书时，只能以“屡败屡战”自嘲。后重整军实，复占岳州、武昌，太平军势力退出湖南。

        这年夏天，湘军出省作战。

        以后几年间与太平军在湖北、江西的沿江地区争夺。

        除了步军外，曾国藩深知水师上作战的重要性，在衡州一直加紧训练水师。所以在太平军西征时，曾国藩才能水陆并用，使太平军在湖南止步。

        此时的湘军，已经在湖南境内小试牛刀，先后平灭了浏阳征义堂、常宁何六吴、衡山刘积厚等小股造反，有兵一万七千余人。最后，势力愈来愈大，几近20万人，而朝廷原先的全国绿营兵数也就是60万。

        在当今天下，能与湘军抗衡并论的军队，只有僧格林沁所领的数万旗兵与李鸿章的数万“淮军”。

        湘军的特别，无外乎以下几点:乡土性、私人性、理学性。

        乡土性。湘军湘军，自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将卒都是湖南人。

        “总以一方一会之人同在一营为宜，取其性情孚而言语通，则心力易齐也。”

        另外，“师承”也是一大特点: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为同学，老师是贺熙龄；江忠源、曾国藩的“座师”，乃湖广总督吴文镕；李续宾兄弟以及王鑫，又都是罗泽南的学生……

        仅以曾国藩一人为例，他与罗泽南、李元度、李续宾、郭嵩焘、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皆有“姻亲”关系。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乡里乡亲，血缘相通，自然是在关键时刻施以援手，相互亡死救护。而朝廷正规军往往胜不想让，败不相救。

        私人性，是湘军最大特点之一。湘军在当时是最为独特的组织系统，这也是拜太平天国所赐。如无战乱，朝廷不可能容忍如此“私人化”的汉族武装出现。最高首长方面，自然是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这样的人，他们这几个大魁目下辖“统领”。

        “统领”皆是在朝廷有官职之人，他们在朝廷的级别差异甚大，但在湘军中的地位一律相等，各领一军。

        每军置若干营，营下有哨，哨下有百长，百长下有什长。

        而募兵之法，自上而下，先择将，“而后有营官，有营官而后有百长，有百长而后有什长，有什长而后有散勇，逐加遴选，递相钤制。”如此一来，下级只对自己上级负责，私人性极强。在私恩愚忠的观念指引下，将士打仗很卖力，但恪守这样的“准则”:勇丁只听从自家统领的。

        湘军能抱团苦拼的精神原因，在于它本身高层长官集团的“理学性”。

        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等人，他们本人都是理学大儒，特别强调“伦理纲常”，常常在演兵场亲自演讲君臣父子之理，要求士兵背诵《爱民歌》、《得胜歌》等歌谣。

        在王錱的“老湘军”营中，几乎就是“军校”，平常小兵也要在打仗之余背诵四书五经和《小学集注》这样的“大书”，诵声琅琅，终日不倦。有信仰、有理想的新式“湘军”，自然不同于腐朽的不堪一击的清廷正规军。

        当然，湘军在勇猛之外，凶残也是他们的一打特点。

        曾国藩本人就有“曾屠夫”之号，其手下自不必说。

        攻陷城池之后，他们对被俘的太平军施以凌迟、剜眼酷刑不说，还常常以“从逆”为名滥杀百姓，并乘机抢掠女干淫，作恶不少。

        就在太平天国破江南、江北大营，冯云山在西征军事上达到鼎盛的时候，洪秀全突然召冯云山东援，给连接打败仗的曾国藩一个翻身的机会。

        对太平天国而言，最致命的是，正当北伐西征军们浴血奋战的时候，太平军内部高级领导层发生了血腥的争权夺利的内讧。

        东王杨秀清随着战争初期的胜利，逐步树立了自己节制除了天王之外诸王的权威，而且杨秀清的野心也越来越膨胀了起来，竟然要求洪秀全封其“万岁”，洪秀全意识到杨秀清已经对他在太平天国的威望和地位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情急之下，洪秀全只得召回远在江西的韦昌辉紧急回京。

        早在咸丰六年夏季，北王韦昌辉率属下三千余人奉洪秀全密诏，星夜兼程，在英王陈玉成之叔陈承瑢接应下，自天京南门而入。

        一行人快马加鞭行至距东王杨秀清住处几百米的地方，韦昌辉令从人皆下马，数百人分成几队，他自率一百余人率先趋向东王府。守卫门人见是北王来谒，韦昌辉手中又有天王府出颁的令牌，以为是有紧急军情，立刻大开府门。韦昌辉率众进入东王府后，遂在东王府大开杀戒，杨秀清当时已经入睡，朦胧之中做了北王的刀下之鬼。

        东王府的惨案后，洪秀全、韦昌辉仍旧不放心，两个多月内在天京城内四处搜杀杨秀清族人、部下及他们的所有亲属，共杀两万多人，可谓是斩尽杀绝。

        韦昌辉作为执行命令者，他手下只有三千人也干不了这件事。当时天京城内共有军士近三万人，这些人在洪秀全的命令下，也配合韦昌辉杀人，一时间天京血流成河。

        次月，同样受密诏诛杀杨秀清的石达开赶回天京，见天王、北王滥杀这么多人，又有自己的属下乱中被杀，石达开很生气，斥责韦昌辉乱杀。

        韦昌辉告之洪秀全，深宫中的天王又大动杀心。

        幸亏石达开并非愚忠之人，见形式不妙，入城仅仅数个小时，便率手下由小南门斩门而逃。

        在洪天王授意下，韦昌辉残杀了石达开全家。

        同时，为了不留后患，燕王秦日纲受诏，率一万多人出城追杀石达开。

        石达开在军中威望素高，在武昌的洪山军闻调而动，约四万人齐集石达开手下，自安庆渡江至泾县，声言要回城杀讨韦昌辉。

        洪秀全接报，心中着实害怕石达开手下的精兵良将。他派人当众谴责韦昌辉:“尔我非东王不至此，我本无杀他之意，而今已拿戮之，其下属何辜又尽杀之，应念天父好生之心，以宽纵为宜。”

        洪秀全将责任全推给了韦昌辉。

        韦昌辉此时深知自己被洪秀全利用，怒言道:“我为你除掉大害，今反责我去死吧!”

        接着，洪秀全亲自布置，严令在城内各街设栅，派军围攻北王府。见势不支，韦昌辉仅率两三从人偷偷溜出来，想从内桥栅口逃亡城外。

        其间，恰好遇上巡逻队，北王答不出口令，被人当场抓获，押送天王府。

        洪秀全立刻下令把北王“五马分尸”，算是对大众有个交待。

        然后，他又派人逮捕了率兵追击石达开的燕王秦日纲，斩首示众。

        石达开终于回到了天京。

        “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的军事力量大大削弱。尚未成功，领导集团已纷纷忙于抢夺权利，根本无视天国的军事进程，太平天国的失败也是必然之势。

        “太平天国”自此精神上丧失了昔日的“神灵性”和“正统性”。所以，百姓们私下传说:“天王杀了东王，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天京事变”后，在众人推戴之下，洪秀全因时就势，封石达开为“殿帅通军主将义王”，由“翼王”而“义王”，回京理政。但洪秀全此时已经生猜忌之心，并不真正任用石达开，而是用各种手段架空石达开。

        洪秀全在朝内更是任人唯亲。

        他第一重用他的外甥，只是十来岁小孩萧有和，第二是他的两个哥哥，第三是族弟洪仁玕。除洪仁玕尚可一用，太平天国朝内把持大权的非庸即幼。

        第二年，石达开于自天京南门遁逃，负气出走。他由铜陵渡江后，逃往安庆，途中发布文告，剖示心迹，与太平天国决绝。石达开出走后，太平天国完全转入了衰势。

        清军抓住时机，于次月重新攻克溧水，接着直下句容，江南大营的旗帜再次高高飘扬起来。当年年底，清军张国梁部与和春部共同配合，一举攻下被太平天国统占了四年多的镇江。江西方面，太平军形式也一片大坏。

        武昌失守后，朝廷的湘军大将李续宾等人率军直杀九江。九江守将是杨秀清的老部下，官居“殿右十二检点”的林启容。此人籍贯广西，属于太平军悍将，不仅在九江杀死过湘军勇将童添云，还把塔齐布活活气死。所以，清军猛攻六天六夜，由于林启容早有防备，一直未下。为此，林启容获封“贞天侯”。

        见硬攻不行，李续宾等人就以长堑围困之法来对付，在九江周围掘长濠，历时五日乃成，把九江团团围起。

        接着，清军攻破林启容在江北岸小池口修建的“新县城”，又破湖口，九江完全成为了一座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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